末代皇帝溥仪，到底败了多少清廷珍宝[11P]
1950年8月1日，苏联向中国移交了263名伪满洲国“战犯”，其中编号为981的宣统帝溥仪格外引人注目。辛亥革命后，这位前清废帝沉迷享乐，自挖墙角，盗卖文物，终成罪人。梳理溥仪败家的幕后真相，既能防微杜渐，又能警示后人。

答案一：面广量大


溥仪本身就是鉴赏高手，他转移出宫的文物自然不是等闲之辈。溥仪迁居天津后，挥霍无度，入不敷出，时常以出售文物维生。“三希堂”中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的《伯远帖》流出宫禁，落入宋子文手中。唐朝阎立本的《历代帝王像图卷》、韩滉的《五牛图》以及北宋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等国宝级珍品流入美日博物馆或个人之手。



伪满洲国成立前夕，溥仪把清宫秘藏装进长3尺余、宽和高各1尺余的木箱由天津运往长春。木箱总数有100多个，古籍书画数量不下2000件，大部分是唐宋时期的书画精品，这批文物在当时的收藏界被称为“东北货”。

随着“东北货”陆续在市场上出现，古董商闻风而动，大肆扫货，致使大量珍宝远走海外，故土难回。据不完全统计，“东北货”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17件，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有10件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有7件，波士顿博物馆有6件，克利夫兰博物馆有5件，其中不乏米芾、赵佶、郭熙、江参等名家作品。唐朝周昉的《挥扇仕女图》、北宋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赵佶的《王齐观马图》则沦落民间，行踪难觅。



溥仪自身难保，跟随他出宫的文物更是命运多舛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溥仪匆忙逃往吉林临江大栗子沟，随身带走了一些玉器、首饰和珠宝等小物件。

留在长春伪满皇宫小白楼里的文物遭溥仪随从和侍卫的哄抢倒卖，很多文物在这一过程中受损或失踪。专家在修补撕成碎片的五代徐弘《隶书千字文》时，纸面上还留有脚印，可见当时场面之混乱。溥仪的倒卖行为犹如一场海啸，蹂躏宫廷文物，伤痕至今未愈。



答案二：沆瀣一气


溥仪倒卖文物产生的“溢出效应”，波及到了其他人。宫内的太监仆役采用“蚂蚁搬家”的方式偷盗文物。上世纪50年代，故宫博物院在修缮漱芳斋戏台时，从地板隔层中发现了唐朝画家卢楞伽的《六尊者像》，清理库房时，在草席堆中居然裹着一领象牙席，这是宵小之徒鼠窃狗盗的证据。

1921年，建福宫附近的库房发生火灾。起因是溥仪心血来潮打算清点库房里的字画古玩。太监为了掩盖偷盗文物的事实，不惜纵火焚毁罪证。据说当时库里仅金佛就有2000多尊，古籍数万卷，字画数千轴，真正的数量难以估量。

宫禁中的文物流入市场，引起了古董商的觊觎之心。溥仪避居天津之后，曾以1万元价格向万昌古玩店售出了几件珍宝。当地古玩行闻讯，结成攻守同盟。在溥仪再次兜售珍宝时，他们合伙压低价格，牟取更大利益。溥仪为了提高售价，开价60万元向法国古董商罗森泰出售了一批珍宝。溥仪败家，败的不仅是古玩字画，更是清廷最后的尊严。



答案三：手法多样


辛亥革命后，溥仪深知不会久居宫禁，唯有想方设法把文物据为己有。据清宣统十四年（公元1922年）“赏赠”清单显示，当年7月13日至12月12日，溥仪在五个月间向胞弟溥杰等人“赏赠”76次，共计赏出古籍善本210件，502函，晋唐至明清书画1285件，册页68件，印章145件，皮包14件。另据《诸位大人借去书籍、书画、古玩等糙账》记载，有名有姓的官员借走了大量文物，没有一件归还，均被当事人据为己有。

如果说“赏赠”和“暂借”是暗箱操作，那么赠送、拍卖和抵押文物就是公然掠夺。溥仪逊位之后，每逢民国高官过节寿诞，他会精选如意、玉器等文物作为贺礼，借机拉拢新贵阶层。1912年，溥仪打着“招标拍卖”的幌子，与古董商相勾结，对外拍卖375件文房四宝、宝石类、金银器类、香盒及印章等文物，拍卖所得尽归溥仪所有。



上图_ 爱新觉罗·溥仪（1906年2月7日—1967年10月17日），清朝末代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

文物抵押是溥仪另一条生财之道。他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回忆：“这样的抵押和变价，每年总要有好几宗，特别是逢年过节要开销的时候。”1923年，溥仪抵押了80件金器，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。1924年，溥仪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，抵押品有10颗历代皇太后、皇后和贵妃玉玺、13件126页金册、价值高达462288两黄金，另有瓷器、珐琅器、漆器、金银器等519件，价值难以估量。溥仪仅拿到了80万元现金。因溥仪无力偿还借款，以上文物均归借款银行所有。

除此以外，溥仪出宫私下夹带大量书画、珠宝、首饰等珍宝。溥仪堂弟溥佳坦言，溥仪出宫前，仓促运走《清明上河图》在内的历代古籍字画七八十箱。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，溥仪主动上交了包括乾隆田黄三联章在内的468件文物。1964年，苏联将溥仪随身携带的1169件文物送还中方。溥仪的种种不齿行为，令世人感到痛心和震惊。



答案四：制度漏洞


溥仪对文物造成的巨大破坏，有深层次的社会因素。1912年2月9日，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达成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宣布：“大皇帝辞位之后，尊号不废，共和国待君主之礼永远相待”，清朝王室能“暂居宫禁”，国家每年拔付400万元供清政府使用。

该协议不仅使前清成员获得了超国民待遇，还让紫禁城成为民国初年的国中之国。这么做是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和实力不足的革命党相互妥协的产物，明显有悖于民国的共和国制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暴露无遗。





1924年10月，西北军首领冯玉祥策动了“北京政变”。他修改了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溥仪被逐出宫禁，成为“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”的公民。一年后，故宫博物院成立，宫禁的文件终于得到了妥善有效的保护。尽管亡羊补牢，故宫不复康乾时期的繁荣景象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故宫博物院在清理旧藏文物的基础上，积极对外征集。溥仪私带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乾隆田黄三联章、赵孟頫《水村图》等大批文物重回故宫，文物数量较旧藏文物增加了24万余件，占现有藏品的1/4。社会热心人士从海外回购文物，捐赠给故宫，使藏品更加丰富。有国才有家，文物也需要尊严，只有国家强盛，文物才有安全感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那些东西从来都不属于我们，是爱新觉罗家的。